幾年前，讀了一本關於吳宓的回憶錄，在文革後身故的大學者吳宓先生，有「教授中的教授」之稱，作者是吳宓教授的好朋友、大學英文系的退休教授。

說來慚愧，我忘性大，連書作者和書的內容，都忘得差不多了，卻記得其中一個細節：吳宓生前酷愛寫日記，多年堅持不懈；文革期間，他又費盡心機改日記，調整日期，改寫事實，重抒感想。這一小事，直教我悲歎：人間何世！

本來，最原本意義上的「日記」，是寫來給自己看的。備忘在此，透露秘密在此，記事抒懷在此，文學青年因之練筆，戀愛中人借之抒懷。日記是另一個「我」，它聆聽、撫慰、開解現實中的「我」。所以，好些人的日記帶著鎖。不過，日記未必只供自己看，魯迅在寫給自己看的那種以外，還寫「支日記」──給日記開分支，為的賺稿費。許多大人物，生前意識到對歷史的責任，又不願隱私過早曝光，便在遺囑中規定日記在死後多少年才公開發表。

法國大作家羅曼•羅蘭的日記十年前才出版，他的去世卻在五十多年前。且剔除那種「讓人人看」的日記，因為它徒具形式，卻沒有日記所必備的隱私。日記，不管讀者是唯「我」一人，還是包括愛情警惕性極高的內子外子，它最顯著的特點在於真，或者說，相對地真，又或者稱為：「真」在虛偽的世界所退守的最後壁壘。一個人，再矯飾，城府再深，也不必向日記撒謊，一如貪虛榮的小姐，獨處深閨時仍愛素面。

那麼，好人、好教授吳宓，為什麼要在日記上造假呢？他竄改個人歷史，自然不是為了自欺，而是為了欺人。那時的當政者有搜查、審查私人日記的癖好，日記的內容，是最有力的罪證。尋章摘句，可以判定其惡攻罪、影射罪；日記所披露的人際關係，還可以株連別人。

為了斷絕隱患，吳宓要修改已消逝的生命；為了向當局證明清白，他要給過去的思想和感情塗抹紅色。一個以良知為靈魂的知識分子，到了改日記的田地，生命之可哀，思想自由之完蛋，不是已到極致了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