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朋友聽說我寫了本《郁達夫研究》，總要問：「你很喜歡郁達夫？」慶幸沒有寫《魏忠賢研究》、《鄧小平研究》、《張春橋研究》。

研究一個人，不等於喜歡他，這是常識。我的動機首先是覺得「有意思」，其次要有足夠材料。例如後人只知文天祥和孫中山都好色，愛接觸妓女，但他們內心的色慾觀欠缺資料，後人難於得知。研究者如果只標舉他們的愛國活動，容易流於陳腔濫調，失去重塑人物必需的立體感。郁達夫資料比較豐富，愛國抗日的固然一大堆，兩性關係也有他真真假假的自我剖白、友人追憶、以至前妻抗辯，不一而足。發掘史料本來也是研究者工作範圍，但人生苦短，與其用數年時光，上窮碧落下黃泉去找一些可能已不存在的史料，因而熱情耗盡無所得，不如實際點捨難取易，只要能道前人所未道，就向自己有所交代了。

要做的事太多，時間太少，不然很想寫一本《胡蘭成研究》。自經余英時教授品題後，張愛玲研究已成為一代顯學。照趨勢看，還可以紅足一百年。在汗牛充棟的論張著作中，胡蘭成最多是張愛玲一塊黑色佈景板而已。像華東師範大學的陳子善兄，就被出版社說他「研究張愛玲，旁及胡蘭成」罷。但就一個「人」的「可研究度」來說，胡的「趣味性」比張高。即使就文談文，我也說過「張愛玲可學，胡蘭成難學」。事實上我還未見誰寫出過《今生今世》那種文體的書。自視為胡門徒弟的朱天文姐妹，也學不出多少味道。單是「解構」那股獨特的「胡味」，已可寫數萬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