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報載，「北大醉俠」孔慶東為新著《正說魯迅》舉行簽名售書會，演講中披露了魯迅的經濟狀況：魯迅的收入分為固定薪水、講課費和稿費三部分，其中的第一項為300大洋，相當於北京普通市民的100倍。後來，魯迅辭職不幹了，成了一名文化鬥士，當時主管教育部的蔡元培邀請他作特約作者，依然每月發300大洋的薪水。

魯迅這出名的硬骨頭，錢照領，人照罵，這是他的風骨。不過，我們一直忽略了另一面：發錢的一方。這忽略是一貫的，也許是無意，也許是不願正視。國民政府方面，能容忍，能在它所「養活」的人的斥罵前保持開明的、民主的、寬宏的、開放的態度，這一點更具有制度上的遠程意義。就整個社會而言，政府是強勢一方，是主動一方，人們偏偏不提，一味歌頌它的對立面。

我們只讚美戴鐐長街，臨刑慷慨高呼口號的革命志士，卻沒顧及到當局並沒有剝奪犯人最後的言論自由，它要這樣做，易如反掌，把死刑犯塞進悶罐車，拉到刑場秘密處決也行，甚而像對付共產黨員張志新那樣，先割掉她的舌頭，更為利落。我還想到40年前大陸一齣紅遍全國的歌劇《江姐》，共產黨員們在囚牢一起繡迎接解放的紅旗，何其明目張膽！我就此明白國民黨垮台的部分原因：監獄不可言狀的自由寬鬆。

我這麼說，絕非巴結當政者，好討個政協委員的頭銜。而是要提醒世人，把焦點聚集在當政者身上，監督它，批評它，讓它的施政進入民主的軌道。這比讚美個別的抗爭者更具有普遍的意義。並非人人都有意願或條件殺身成仁，但掌權者盡可使權力的行使符合人性。此所以我讀激烈批評當道的社論，馬上想到報社是否須將魯迅讚美「撫哭叛徒的吊客」，嫌天真了些，我們要注意刑場的電線桿頂端，有沒有架設數位錄像機，被錄像的吊客會不會送去安全部門存檔，甚或當場被加上「為反革命分子張目」的罪名，抓進秦城監獄。吊客的背後最好長一隻眼，提防密探的暗槍。

作紙上的清流，歌頌以卵擊石式的抗爭，比起監督當局，努力建立一個「聽任吊客撫哭叛徒」，歡迎為民請命的制度，是不是更為艱難？